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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奇迹探秘

硅谷奇迹探秘 2023-11-27 浏览(385)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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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1835年和1842年,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旧金山和洛杉矶先后发现了金矿，从此开始了美国西部的淘金热。1849年,加州的黄金产量超过美国自1792年立国到1847年黄金产量的总和(37吨)。19世纪的高峰期,加州的黄金产量为每年76吨。要知道,全世界有史以来的黄金总量不过十几万吨，旧金山也因此而得名。但是，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对人类进步的贡献来看,加州的淘金热远比不上二战后在旧金山湾区掀起的科技淘金浪潮。只是，这一次浪潮的核心元素不再是地球上储量稀少的金子,而是储量第二大的元素,即土壤、沙子和玻璃的主要成分一一硅。它是半导体工业的核心元素。旧金山湾区从领导世界半导体工业开始,扩大到了整个科技工业。从此,这里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一—硅谷。

从狭义上讲,硅谷是以旧金山湾区圣塔克拉拉县为中心，从旧金山市以南一直到包括圣荷西市在内的地区。从广义上 ,硅谷包括旧金山市本身和旧金山湾东岸奥克兰市在内更广阔的地区,也称为大硅谷地区。2017年,包括旧金山市和奥克兰市在内的大硅谷地区,易然人口只占美国的2%左右，GDP却占了整个美国的5%。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GDP会在全世界排到第19名。更重要的是,纳斯达克前100的公司,硅谷拥有40家，包括IT行业领域的领军公司惠普、英特尔、苹果、甲骨文、太阳、思科、雅虎、Google(以及它的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诸多公司 ) 、 Facebook 、优步、 Airbnb 、 Snapchat 和Twitter，以及生物领域的基因泰克(Genentech)和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Tesla）。世界上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红杉资本和很多大的投资公司也在硅谷。硅谷还拥有世界上顶级专业数量排前两名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简称 UCBerkeley或Cal)。

从对世界的影响力来讲,随处可见、并不值钱的沙子经过了工程师们的手，就变成了比黄金更有价值的财富。旧金山地区过去在黄金产量的高峰年份,黄金产量不过占到美国GDP的1.8%,而目那种发展还是不可持续的。相比之下，在过去的60多年里,硅谷从类似蛮荒之地发展起来,实现了可持续性增长，并且在历次产业转型中都没有落伍，还在不断引领世界科技产业的潮流，实属奇迹。

因此，硅谷成为了一个神秘而令人向往的地方。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大批国内企业家来硅谷朝圣，就连我每年都要接待好几批。他们来到硅谷的目的,就是想搞清楚硅谷的成功之谜。许多媒体对硅谷的报道大多停留在浅层，有些甚至是误解,导致很多企业家按照媒体的报道学习硅谷的经验之后，不仅对事业没有帮助,有时还把情况弄得更糟。因此,我每次在给这些企业家介绍硅谷经验之前,都需要做正本清源的工作。

1 宛若似真的理由

对于硅谷成功的原因，不同的人看法各异,常见的说法不下10种。这一方面是因为硅谷成功的要素很多，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硅谷的成功。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往好的方面说,把一些很重要的、拿不上台面的真相隐藏起来。因此,在分析硅谷创造奇迹最根本的原因之前,我们先剖析一下媒体上常见的一些对硅谷的解读。

1.1 气候说

很多人，包括Google的前CEO施密特博士，都把硅谷的成功归功于它独特而舒适的气候。施密特甚至认为气候是硅谷成功的唯一原因,并目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论证。

硅谷地区的气候确实好。那里属于地中海式气候,它不像大部分陆地地区那样一年有四季,这里只有两季一一旱季和雨季。从每年的10月开始,到第二年的4月，会断断续续下半年雨,但是晴天依然能占到全年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而从4月到10月,这里通常滴雨不下,每天都阳光明媚。旧金山湾区全年的气温基本维持在15一28℃,可以说是四季如春,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地方之一。具有这种地中海式气候的地区只能在大洋东岸,纬度30—40度之间,全球只有五个面积不大的地区具有这种气候,它们总共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而已。硅谷舒适宜人的气候,确实容易吸引人才留在那里。上个世纪90年代卡内基–梅隆大学想邀请伯克利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帕特森教授出任计算机学院院长，帕特森以匹兹堡气候太差拒绝了。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经常接待来自美国东部的教授们。如果是在冬天,他们常常一下飞机,心情马上变得比上飞机时好很多,易然两边纬度差不多,气温却可以相差20摄氏度左右,而目即倬是在冬天,旧金山湾区通常也是阳光明媚。一些风险投资人认为,在令人舒心的气候中,无论是创业还是做项目，成功率都会比较高。他们还非常认真地做过量化对比,发现硅谷地区的投资成功率最高,而高纬度的西雅图地区的投资成功率最低,于是他们将这个原因归结于西雅图每年平均250天的阴雨天气。此外,医学研究表明，寒冷多雨雪的天气确实让人容易忧虑,而世界上那些大的咖啡连锁店，比如星巴克和西雅图最佳咖啡(Seattle's Best Coffee）,很多都源于西雅图地区,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北欧是人均消耗咖啡最多的地区，易然那里并不产咖啡。生活在高寒地带的人不得不靠咖啡驱除忧虑。但是，好的气候和硅谷的成功未必能构成因果关系。在欧洲,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南部,而这些国家和地区恰恰是欧元区中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的地区,倒是地处高寒区的德国、荷兰和北欧四国,以及终年阴雨绵绵的英国，经济发展得不错。这种现象在欧洲已经存在有几百年了。正因如此，支持气候决定论的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给出的结论和硅谷气候说正好相反,他在认同“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的同时,认为气候寒冷的温带地区（在欧洲是英法德等地区）人们为了生存,相对勤劳，最后形成“强盛与自由之民族”，而在温暖的南部地区(地中海沿岸),因为气候条件太好,人反而容易懒惰，他以此来解释西北欧发展比南欧快。

相同的原因如果得出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那就说明不是原因。硅谷的成功即倬和气候有关，也不是决定性因素。

1.2 斯坦福之说

不少人，特别是来自斯坦福的人，会将硅谷的奇迹归功于这里有斯坦福大学,因为它源源不断地向硅谷输送新技术和优秀人才,甚至直接孕育出引领后一代技术浪潮的新公司。如果你去斯坦福进行官方访问,接待你的人不会介绍斯坦福有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会介绍斯坦福那些改变世界的发明,也不会介绍他们有着数以百计的奥运会冠军,更不会介绍他们强大的师资队伍、充足的经费、宽阔的办公面积,而是会介绍斯坦福孕育出来的公司。在斯坦福看来,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世界一流大学最本质的地方。另一方面,每当十年一次的硅谷衰退论破产时,人们总会说,“产业可以外移,人才可以离开,但是斯坦福不会走,它会为硅谷补充人才和技术,因此硅谷依然会繁荣。”

不过，斯坦福大学的成功和硅谷的成功易然有相关性，但不是因果关系。如果一定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反倒是硅谷的成功带来了斯坦福的成功，因为在硅谷诞生前的60多年里，斯坦福只能算是美国的一所二流大学,在硅谷繁荣之后,世界一流的学者和有志的年轻人才来到斯坦福大学。至于斯坦福后来对硅谷的贡献,当然很重要，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介绍斯坦福的时候还会讲到。但是,并非存在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就一定能带来该地区科技产业的繁荣。反过来,科技产业的繁荣,也未必出现在世界一流大学的边上。关于这一点,全世界存在很多反例。

美国科研水平最高的地区还不是硅谷，而是波士顿周边地区，那里有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在校大学生人数占了人口的5%以上,每十万个居民就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波士顿地区近三十年来,都没有诞生出世界级的大公司,而且初创公司从数量到水平,与硅谷地区相差甚远。在硅谷之外创业最活跃的地区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那里可没有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在中国情况也是类似。深圳是最近二十年科技产业发展最快的地区,那里同样没有什么一流大学,而深圳边上的香港,也是同样的移民城市,倒是中国好大学密度最高的地区,反而没有拿得出的科技成就。

1.3 重视知识产权说

很多人又说，硅谷成功是因为那里重视知识产权。其实在整个美国，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都差不多，硅谷并没有特殊性。如果以专利的数量来看待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硅谷的公司在美国公司,乃至全世界的公司中，都算不上出色。从最近几年世界各个机构所获得的美国专利数量可以看出,IBM是绝对的第一名,比第二名的数量高出一倍还多。硅谷公司除了Google这些年来排名稳步上升外,其他的都表现一般,而在人们印象中创新力不错的苹果公司从来就没有进过前十。至于Facebook则在百名开外，而大家普遍认为很有创新力的特斯拉，则在千名开外。

1.4 风险投资说

我上大学的时候，读过一些介绍硅谷的书籍和文章，都会提到风险投资。当时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居然有投资人白给年轻人钱去创业。在我过去的理解中,风险投资是造就硅谷的重要原因，今天很多人依然持有这个想法。从过去到今天，人们羡慕硅谷,想到硅谷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硅谷有风险投资。关于风险投资对硅谷的作用,我们在后面会专门介绍,简单地讲它是创业的催化剂。但是,认为有了风险投资就能复制硅谷的成功,那就太天真了。最近几年,中国很多地方政府一方面自己出资做风险投资,另一方面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基金,但是却没有哪个城市成功地复制了硅谷。相反，倒是特拉维夫没有多少风险投资,也能诞生不少独角兽公司。

十多年前（2007年）我在Google黑板报上介绍硅谷的风险投资时,国内还没有多少很像样的风险投资基金。当时，我和很多IT行业的老兵一样,觉得只要中国有了足够多的风险投资,必定能够涌现大量原创性的发明创造。而今,中国一线城市一年的风险投资金额早已超过了硅谷,对于创业者来说创业门槛比十多年前低了很多。但是，虽然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创业公司,可人们更多看到的,却是资本的泡沫和烧钱,并非更多新技术的涌现。综上所述,不难看到，学习硅谷的经验,只流于表面,学一些皮毛，对实际工作不会有什么帮助。那么硅谷成功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叛逆精神,我们不妨换几个角度来看一看硅谷。

2 成王败寇

媒体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报道,提到硅谷地区很多收人不低的人买不起房子,甚至租不起房子,不得不离开硅谷，因此硅谷将要衰落了。最近一次比较有影响力的报道是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在2018年的一篇封面文章,其内容我们会在后面讲到,文章的核心是从竞争环境和生活等几个方面述在硅谷创业之艰辛。但是,无论媒体如何唱衰,硅谷却不曾衰落，这是事实。如果理论和事实相违背，则不是事实出了错,而是理论出了问题。硅谷并不是一个可以照顾创业者的大孵化器,而是一个成王败寇的地方。

没有人能够否认硅谷在科技领域的成功,而且很多成功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并目是由年轻人创造出的奇迹。诺伊斯发明集成电路时是32岁（1959年),乔布斯发明实用个人电脑时是21岁（1976年)，比尔·杰伊(Bill Joy)发明BSD操作系统时是23岁,塔克（Charles P. Thacker）设计出世界第一个图形界面的操作系统施乐Alto时是29岁（1972)，他的同事梅特卡夫(RobertMetcalfe)发明以太网时只有27岁,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即倬是在学术界，教授往往也是在他们很年轻时做出重大发明的。凯茨发明磁盘阵列是39岁,亨尼西(John Henessey,斯坦福前校长,RISC处理器架构的发明人之一)和帕特森完善RISC理论时分别是29岁和31岁左右,查菲发明实用化的ADSL时刚刚30出头。此外，硅谷还发明了网络浏览器(Web Browser)、关系型数据库、Java程序设计语言、云计算的系统架构(GFS、MapReduce和Hadoop)、量产的电动力跑车,等等。

当然,上述发明创造也造就了无数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发明家和创业者常常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拥有了超过欧美一些名门望族世代积累的财富。在2018年的美国福布斯富豪榜上,前10位中有4位来自硅谷。很多人津津乐道好莱坞比佛利山庄的豪宅,其实它们的价格与硅谷的阿瑟顿市(Atherton)的豪宅相比,是小巫见大巫,那里住着很多纳斯达克100强公司的创始人和CEO。而硅谷中心地区帕洛阿尔托老区(Old Town)则是美国单位面积房价最贵的地区,很多人愿意出高价住在那里,可以和乔布斯家，或者佩奇、扎克伯格等人做邻居。

中国在大力提倡“双创”时,很多年轻人都做过这样的发财梦：从大学辍学（最好还是两三个要好的同学一同辍学），跑到车库里吃着外卖，发明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想出一个什么概念，运气特别好，马上就有风险投资人看重自己，随手给了自己几百万美元，于是自己身价就变成上千万甚至上亿了。两年后，他们创办的这个叫 burnmoney.com ，或者fakeconcept.ai 的公司就上市了，创始人跑到纽约或深圳去敲钟，股市为之欣喜若狂。接下来，也不管公司有没有盈利，当天就把它的股价炒高三倍，于是这几个创始人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跟着他们喝汤的员工们也个个成为百万富翁。接下来，他们在世界各地开始购买豪宅，开上了跑车，在码头还有游艇。每个人又给母校盖了栋大楼，或者命名了一家医院。再给英国王室或西班牙王室捐点钱，参加一下王室成员的活动。甚至找个明星谈一次恋爱。

这类事情时不时地在硅谷上演，只不过发生的概率比中六合彩大奖高不了多少，但绝对比被汽车撞死的概率小很多（事实上，2017年美国有3.3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在硅谷，能赶上上述这些机会的人，被称作是中了“硅谷六合彩”（Silicon Valley Lottery）的幸运儿。中国有句老话说胜者王侯，败者为寇，中了“硅谷六合彩”的人就属于一步登天的“王侯”。虽然这种好事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故事的新闻效应很大。媒体和华尔街一向乐于塑造出一个个传奇人物和公司。上个世纪80年代年轻人的偶像是乔布斯，90年代是网景的吉姆·克拉克与雅虎的杨致远和费罗，21世纪初是Google的佩奇和布林，接下来是特斯拉公司的马斯克和Facebook的扎克伯格。这些成功人士的传奇，点燃了年轻人心中创业的梦想，就如同好莱坞的明星带给无数少男少女明星梦一样。2015年我同NetScreen 和北极光的创始人邓锋在“书香北京” 做节目，介绍我当时的新书《硅谷之谜》，主持人问邓锋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他说是几十年前介绍硅谷的《硅谷之火》一书，当年他就是读了那本书，然后怀着创业成功的憧憬，来到硅谷。

邓锋的这种行为，正是风险投资资本家们和华尔街所希望看到的。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加人到创业的游戏,投资者才能有好的项目投资。今天,像邓锋这样向往着创业成功又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在硅谷到处都是，他们朝气蓬勃,聪明肯干。作为一个投资人,我每周都会认真地倾听他们创业的计划。坦率地讲，对这些沉溺于创业梦想的人,我泼凉水的时候多于鼓励的时候。易然我知道他们更需要鼓励，但是在硅谷这个环境中,他们已经得到了无数的鼓励,反倒是把创业的困难估计得足一些，考虑事情周全一些,将来才能避免犯明显的错误。如果我对他们说一些客套而言不由衷的赞扬,可能会让他们更加飘飘然,那样他们的创业就很容易迅速失败，不仅血本无归，而且还会失去赖以生存的条件。毕竟,硅谷的竞争太残酷了，成功的几率太低了。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轻易地失败,并目在一次次失败后形成习惯性失败。

再创业的成功率大约有多高呢？硅谷风险投资行业每年都会给出当年的投资统计数据。在过去的20多年里，在大部分年份中,从天倬投资到后期投资都算在内，每年大约有4000多起投资。当然,绝大多数公司只能拿到第一笔投资，然后就关门了，因此每年获得投资的新公司，大约是3000 一一 4000家。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和2017年投资高潮时,会稍微多一些,但那种情况不可持续。那么,每年能有多少公司上市呢？一般不超过30家。也就是说，即便成功地融到钱,最后能够上市的也不到1%左右,何况更多的公司还融不到钱。即倬是在网络泡沫高峰、创业和上市最容易的2000年,这个比例也不过是2%——3%而已。当然,除了上市,还有可能被收购,硅谷每年大约有800一1000起并购，绝大部分是对初创公司的并购,这看起来比例不低,但是，大多数并购对于创业者来讲,不过是拿回那几年创业未拿到的工资，发不了财。在硅谷能够享受良好居住环境，安排孩子进人好的公立学校的家庭其实非常少。前面提到的阿瑟顿市,只有2000户左右的人家，加上和它房价相当的晓峰(Hillsborough) 、伍德赛德（ Woodside) 、洛斯阿拉图斯山 (Los AltosHills)，总共不过1万户人家,如果再加上价位略低的帕洛阿尔托、萨拉托加(Saratoga)和洛斯阿拉图（Los Altos）等地，一共不过4万户人家,占不到硅谷地区家庭数量的5%，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远不如其他地区。媒体通常只关注成功者,人们向来只记得住英雄的名字。《经济学人》的那篇报道只是关注了一下失败者,一下子便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其实硅谷创业从来就是那么艰难,而绝大多数创业公司都夭折了,那些创业者自然也就默默无闻。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碎以后，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在Google面试过很多创业者，其中不乏很聪明、专业知识扎实又很有干劲的人,但这些优点远远不能保证他们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要想成功,必须同时具备很多因素。首先,创始团队很重要。任何梦想家都不足以成事,因为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实干家。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书中有两类聪明人,一类是曹操、刘备那样的领袖人物；另一类是出点子的谋臣，像郭嘉、诸葛亮。办公司需要的是前一种人。创业者还必须精力过人，熬得住连续几年每天在简陋窄小的办公环境里工作16一20小时的苦日子。他们又必须是多面手，在创业初期亲自干所有的脏活累活。著名的语音技术公司Nuance的共同创始人迈克·科恩（Mike Cohen)博士跟我 ,创业是一件极麻烦的事，创办一家公司的初期,小到安装传真机这种杂事都得自己干。蔡康永说过：“如果羡慕成功者的富贵,请别一味模仿他们富贵后的事，那些名牌表呀包呀酒呀车呀,都是他们富贵后的事,硬撑着模仿了,也只能图个穷开心而已。要模仿,就模仿他们富贵前的事,他们那些鹰般的探查、蛇般的专注、蚁般的搜括、蛹般的耐心,全是些风吹日晒、灰头土脸的事啊。”他的这段话可谓是肺腑之言。

成功的创业者还必须有一个小而精的好团队，团队成员之间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同甘共苦，否则成则争功,败则相推诿,肯定成不了气候。在技术上,他们必须有自己的金刚钻,他们的技术必须是不容易被别人学会和模仿的。如果看到雅虎挣钱,就去搞网站,那基本上难逃失败的命运。但是,光有好的团队和技术还远远不够，创业者还要有商业头脑，而且必须找到一个能盈利的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如今，国内的一些创业者以为只要赶上风口,猪也能飞,可是你在自然界看到过哪只猪被风吹得飞了起来？更何况就算用钱铺路把猪推上了天,资金链一断,猪跌下来照样会摔得很惨。但凡好的公司都在商业模式上有可圈可点的地方。eBay、Google和Facebook的成功，很重要地在于它们很早就找到了好的商业模式,并开始盈利。但是，找到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有时比发明一项技术更难，即使最有经验的风险投资专家在这上面也经常栽跟头。成功投资Google、太阳和eBay等公司的风投之王约翰·杜尔（John Doerr，凯鹏华盈的主席)也在毫无市场前景、很酷的产品Segway上浪费了几千万美元(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说明为什么Segway没有出路)。我一直不看好大多数P2P公司、O2O、区块链公司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根本没有能够盈利的商业模式。

有绝活,有商业头脑,还只是创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绝大多数创业成功的人,最后成功之处和一开始的想法都有很大的差异。比如Google一开始是希望企业级用户在倬用搜索时付费,阿里巴巴最初是做B2B的生意,腾讯早期是靠短信挣钱。这些和它们今天的主营业务都没有什么关联，正在创业的中小公司要不断适应环境，纠正错误。创办一家公司并不难,把它从小做到大，并且做到盈利就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路要走,不免会遇到各种数不清的岔路,任何一次错误的选择，都可能倬原本看上去不错的公司运营不下去而关门大吉，因为处于创业阶段的小公司对抗行业里的大公司是不容有任何闪失的。而要做到这些,就要依靠判断力和执行力。不幸的是，判断力和执行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验和见识,并非一般的培训就能提高的。为了保证一个起步良好的公司能够成功,一般风险投资家在投资的同时，还要为公司寻找一位专业的CEO,就是这个目的。

真正具备这些条件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一个初创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要看外部环境好不好,配套条件是否具备。起步太早,条件不具备,事情自然做不成；而行动得太晚,市场已经太拥挤了，机会也就丧失了。爱迪生和福特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合作开发了电动车的原型，但是以当时的配套技术根本不可能造出电动车,于是这件事就没有下文了。但是,如果等到今天所有人都看出电动汽车是未来方向了,再来造电动汽车，也几乎可以肯定难以成功。2000年硅谷成功融资的小公司,几乎无一例外都破产了,因为它们赶上了随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碎。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创业者必须有好运气。这也是NetScreen的共同创始人邓锋和柯严告诉我的，创业成功的关键是要有运气。一个初创公司,经过多年的努力，解决了上述所有问题,非常幸运地成功上市了,也未见得能发财。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股票能大涨的只有2%一3%，这些年因为上市困难一点,大约有5%的公司在上市后几年内股票大涨,其余公司股市表现平平,甚至不如发行价(即中国常说的原始股价)。远的不说,2011—2012年上市的一些明星公司,包括Facebook、著名社区游戏公司Zynga和最早的团购公司Groupon,上市后不久股价就很快跌掉大半。它们之中只有Facebook后来创了股价的新高，其余公司则再也没有回到IPO时的高度。到今天,依然破发(中国股民对跌破发行价的称谓）的著名企业还有推特、Snapchat等，甚至还包括中国主权基金投资支持的著名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黑石公司。此外,即便公司创始人能挣到一些钱,很多早期员工其实也发不了大财，普通员工只是挣一份辛苦钱而已。

而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很长时间里股价都不到上市时的一半,包括2005年上市的中国明星半导体公司中星微电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的市值还没有账上的现金多；而中国另一家明星半导体公司展讯也一度跌了90%以上。由于它们都接受了很多来自政府的投资,又不能轻易私有化,便只能年年亏损硬撑着，直到撑不住等人来接盘为止。另一家2013年上市的中国跨境电商公司,上市至今股价跌掉了90%多,市值只有区区4000多万美元,其中账面上还有3000万美元现金，也就是说,公司本身价值只有1000万美元,还不如中国许多只有两三人的创业团队估值高。有人觉得美国股市低估了这些中概公司的价值,其实,高度市场化的美国才真实反映了这些公司的实际情况。

创业的过程本身异乎寻常地艰辛，即倬最后成功了,回首起来也是险情不断。YouTube的两位创始人，他们在前一家公司挣到了不小的一笔钱，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很快,两人上百万美元的积蓄就烧光了,他们艰难到需要用信用卡购买设备，每个月勉强还出信用卡的利息。他们的运气很好,这时得到了红杉资本几千万美元的投资，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又烧得差不多了。好在当时Google 和微软不惜成本地相互竞争，倬他们渔翁得利，以一个很好的价钱(十几亿美元）被其中一家收购。可是后来回想起，成败就在一线之间。既然在硅谷成功不易,那么大量的失败者怎么办？通常只有三个出路,找工作或离开硅谷,当然有些没有输光本钱的还可以重新再来。但是，对于那些失败的公司和个人,大家并不关心，甚至没人知道它们和他们存在过。即使很多曾经辉煌过的公司，像网景公司、SGI公司、太阳公司，也会很快被人遗忘。当人们羡慕苹果、Google、英特尔和思科的成功,津津乐道讲述它们的传奇故事时,也应该清楚那是以无数失败者做分母为代价的。

唐代诗人曹松有句中国人人皆知的诗一—“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用来形容硅谷成功的公司,也非常恰当。因为那些光鲜亮丽的公司的背后是无数工程师、产品经理和行政人员付出的血和汗。

3 嗜血的地方

读者也许会觉得我用的标题过于夸张恐怖，但事实的确如此。在硅谷,首先是工作时间超长。我第一次去硅谷的IBM Almaden研究中心时,接待我的一位科学家在陪我吃完晚饭八点多以后,又回到实验室干活去了。在那之前,我刚访问过IBM在纽约的沃森实验室,记得那里晚上是没有人上班的。于是我颇为惊讶地问他,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必须完成。他告诉我,他几乎天天如此。虽然同样是IBM的雇员,在加州一个人的实际工作量，顶得上美国东部两个人的工作量。后来我才知道，加州那些小公司的员工比IBM雇员的工作时间还要长,负荷还要重。我的同学兼同事，一位曾经在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市微软总部和硅谷Google总部都工作过的语音科学家讲，他在Google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在微软时的两倍。

美国的公司从理论上讲不鼓励加班,从法律上也不能要求正式雇员加班。对于按小时付薪水的合同工，加班要给加班费。但是,正式员工要是自愿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我不能确定全美国IT行业的员工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也许是40小时左右吧,因为法律规定如此。在美国东部和南部，IT行业从业者的工作时间很少超过这个数字。但是在加州,绝大部分科技公司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都远不止40小时。即使是在我们前几章提到过的一些大跨国公司，很多人经常周末要去加班。在小公司里，尤其是还没有上市的小公司，大家每周工作七八十小时甚至100小时是很平常的事。中国一些创业公司的上班时间是所谓的“996”,即每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上班,每周六天，这就被认为是工作强度大了,但是这样一周其实也不过70小时左右。日本人号称工作时间长,但和硅谷的上班族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更何况在日本，许多人是没事做耗着不回家,而硅谷大家是有干不完的活。易然硅谷工程师的薪水比美国同行要多20%左右,其实每小时实际收人要低得多。更何况,一天只有24小时，工作时间太长,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少了,生活质量就下降了。

从这个角度讲，硅谷不是生活的乐土。这倒不是雇主不想对员工更好些,事实上加州的法律比其他州更倾向于保护雇员的利益,但是公司之间的竞争更激烈。所有人，上至公司高管,下至普通员工,在这样的紧张环境下都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工作。

当然，如果只是工作时间长一些,还可以忍受。硅谷失业的压力要比美国其他地区大得多。到了经济不好的年头，这里的失业率会率先攀升上去。记得网络泡沫破碎后的两年，在硅谷中心的圣塔克拉拉县（惠普、Google、英特尔、苹果、雅虎、eBay、微软、太阳等公司都在该县）,失业率高达7%，远高于全国5%的平均水平,这还只是有资格领救济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即拿绿卡的)，并不包括很多持有H1B工作签证的人。很多人一年以上找不到工作,被迫离开硅谷,有的去了美国东部,很多移民只能回国寻找机会。中国海归的高潮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很多人为了不荒废自己的技术,宁可不要工资工作(在硅谷,招人的公司发现一个申请者半年以上没有工作，就会很不愿意雇佣这些人，因为公司会觉得这个申请者要么技术已经荒废，要么自身条件不强,否则为什么半年还找不到工作)。我的一个朋友在2002年创立了一个小公司,打出招人的广告，讲明是没有工资的（当然,用了一个好听的说法叫“合伙创业”,可以得到一些可能有价值也可能一文不值的股票)。短短几天里竟然收到上百份简历,其中很多是水平超出要求的工程师。即使有工作的人，也会担心什么时候裁员裁到自己头上。很多时候，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整个部门被裁掉甚至整家公司关门。覆巢之下无完卵。

在美国东部主要城市，娱乐、文化生活丰富，而硅谷基本上就是文化的沙漠。硅谷人最常去的解压度假场所就只有附近的塔霍湖（Lake Tahoe）滑雪场、里诺(Reno）和拉斯维加斯的赌馆。由于生活所迫,硅谷的人在外人眼里都相对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在硅谷，不提供股票期权的公司,几乎找不到技术人员。按规定,一个雇员工作满一年就能按期权价格买下股票(这个过程叫行权,Exercise），因此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在某公司工作满一年，拿到股票期权立刻走人,再到第二家、第三家公司。如果说风险投资是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成本,那么很多硅谷雇员则是分散他们的生命来期望有朝一日在一家公司能中上硅谷彩券。在硅谷,一两年换一份工作也很正常，员工也就没有忠诚度可言。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和错误，而是生活压力倬然。

硅谷就是这样一个“嗜血”的地方。坦率地讲,硅谷的生活质量达不到美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几十年来无数的年轻人把硅谷当作开拓自己事业的首选地,这里有更多机会和梦想。

4 机会均等

硅谷能成为科技之都,而目长盛不衰,必有它的高明之处。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保证机会均等。任何人、任何国家和制度都无法保证我们的社会绝对公平(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追求绝对公平)，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要保证每个人有均等的机会。

硅谷是一个到处可见权威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像约翰·亨尼西那样的科技界泰斗、拉里·埃里森和埃里克·施密特那样出类拔萃的工业界领袖，还有被称为风投之王的约翰·杜尔和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红杉资本的合伙人）。这里集中了近百名诺贝尔奖、图灵奖和香农奖得主。各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多如牛毛。如果你开车在路上抛锚了，停下来帮助你的好心人可能就是一个大人物。Google过去主管工程的第一副总裁阿兰·尤斯塔斯就在路边帮助过他人。

但是,硅谷却从不迷信权威。任何人要想在这里获得成功,都得真刀真枪拿出真本事干出个样子。在美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传统产业中，普遍看重甚至过于看重个人的经历而不是做事情的本领。比如一个毕业生要想到位于美国东部的IBM沃森实验室或以前的贝尔实验室搞研究,必须出身于有些名望的实验室,有导师和教授们的推荐（在日本公司更是如此)。大公司雇用一个主管或资深职务的员工,首先要看简历上的经历和头衔。这种做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即使再真实的简历，也不免有夸大其辞的部分,更何况简历上的经历只能证明一个人以前做过什么,而不是今后能做什么。在硅谷谋职，简历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本事（包括和人打交道的软技能)才是各家公司真正看中的。由于每家公司产品的压力很大,同行业公司之间的淘汰率很高,硅谷的公司需要的不是指手画脚的权威,而是脚踏实地做事的实干家。硅谷几十年发展经验证明,那些初出茅庐但踏实能干的年轻人,可能比一个经验丰富但已眼高手低的权威对公司更有用。我们在本章一开始介绍的那些诞生于硅谷地区，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大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完成的。很多人向我抱怨过Google在招人时忽视以前的工作经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和大部分的硅谷公司一样,Google更相信自己通过面试得到的判断,而不是简历和推荐信,因此招人时总喜欢考一考。不管面试者名气多大,水平多高,过不了考试也是白搭。我有个在美国顶级的计算机系当教授的同学,先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来Google应聘,结果录用了。后来他自己来,Google要考他学生做过的类似题目,他反而没有通过,易然我们很为他感到可惜,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位教授很不服气，对我讲,我的学生远不如我,你们却要了，我发表过那么多论文，拿到过那么多经费你们却不要,说明你们的眼光有问题。我承认他的很有道理,但是,不能为一个人坏了规矩。从Google和eBay及无数硅谷公司成功的经验看，这种不迷信权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对的。它确实有时候会让公司和一位称职的权威失之交臂，但是硅谷的公司也因此能吸收到更多新鲜血液,充满活力。

不仅公司不迷信权威,硅谷的个人也是如此。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很少会因为IBM或斯坦福的专家说了该怎么做就循规蹈矩,而是会不断挑战传统,寻找新的办法。在公司内部,职位高的人不能以权压人，而必须以理服人。在Google、苹果这类公司当老板并不容易，因为一旦知识老化或业绩不佳，就不得不离开。在硅谷各公司内部，易然也有职级之分,但是等级不像传统企业那么明显。更重要的是,公司内部的升迁和毕业学校、学历、工龄长短的关系并不大。因此,硅谷常常有一个怪现象一一你的下属可能会在一两年后成为你的老板。后来担任过微软高级副总裁的陆奇,在雅虎就经常被提拔成为他老板的老板。我在Google的同事科恩是Naunce的创始人，小王在Naunce时是他手下职级不算高的工程师,两个人先后到了Google，小王因为在云计算方面贡献巨大，仅仅三四年职级就超过了科恩。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做法倬得硅谷公司在全世界更有竞争力。

对创业这件事，创业者的资历固然重要,但就重要性而言远排不进前几位。名气大、职位高的创业者虽然经验丰富，人脉广,但是如果闯劲远不如初出茅庐的牛犊那么足，成功率可能反而低。在风险投资人看来,一个人的经历和身上的光环只能代表过去，而过多财富和曾经有过的地位有时反而会成为创业的负担。事实上,除了甲骨文和英特尔是IT老兵创办的，硅谷大部分著名的公司,如思科、苹果、雅虎、Google、Facebook和优步,包括中国人创办的NetScreen和WebEx，都是由原来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办成的。

自古英雄出少年,这是风险投资家们普遍承认的事实。我在正式做风险投资之前,向红杉资本等很多风险投资机构内的老兵们了解他们投资的一些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创业者一定要有饥渴感。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很难想象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会比一个急于脱离贫困现状的年轻人更有欲望把公司办好。前者办公司常常是为人生锦上添花，而后者则是破釜沉舟,没有退路的。这就是乔布斯勉励年轻人要保持饥渴感(Stay Hungry, Stay Foolish）的原因。因此,资深创业者和年轻人在创业上各有优势,但是硅谷会给予他们均等的机会。这也是很多人虽然知道在硅谷工作艰苦,却愿意留下的原因一一可以获得其他论资排辈的地方所不能给予的机会。

机会均等的另一方面表现在行行出状元。160多年前旧金山是淘金者的天下,一位叫李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的德国人也从纽约跑到这里来淘金。来了以后他发现淘金的人已经过剩了,于是他捡起了他原来布料商和裁缝的老本行,用做帐篷的帆布为淘金者制作结实的工作服,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Levi's牛仔裤。100多年过去了，当年淘金者的踪迹已经找不到了,而Levi's牛仔裤今天仍然风靡全球。

今天,大家进入IT行业挖金矿时,也和老一辈开拓者一样,真正靠当工程师发财的人只占大约1/4左右，剩下的机会留给了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在硅谷这一片年轻的土地上，只要肯干,大家都有成功的机会。硅谷地区公司众多,而目每天都有新公司诞生,现有的公司被并购,老的公司关门,因此对法务的需求就特别强。在硅谷的中心城市帕罗阿图,人口只有6万人,从业的律师却有3000人左右,美国很多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在那里都有分支机构，比如比尔·盖茨父亲的KL Gates律师事务所。众多初创公司可能开业不久就关门了，可是那些律师事务所则总是有生意做。

在硅谷“淘金”,总会不断产生科技新贵,于是就出现了替他们打理财务的生意,今天硅谷地区就成为投资银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除了我们以后要专门提到的风险投资,这里的个人财产管理（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和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业务也很发达。比如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有超过10%的个人财产管理经理人都在硅谷,使其在硅谷的分部成为全球仅次于其纽约总部的第二大分公司。由于硅谷房价很高,房屋交易金额大，而且硅谷人口流动性大,房屋交易数量多,因而造就出一大批房地产中介商,其中干得出色的,收人比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要多得多。据著名房地产中介商比尔·戈曼(Bill Gorman)介绍，他十几年里一共交易了价值10亿美元的房产。按照美国标准的3%的佣金计算,他的累计收人高达3000万美元,超过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有趣的是,很多金融和房地产业从业者是IT出身的工程师。他们发现硅谷的IT行业已经人满为患，改行去从事其他工作,反而比原来当工程师甚至公司主管要成功得多。

即便不在金融和房地产这类高利润的行业工作,只要努力，一样能事业成功。我们不妨看看这样两个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刚刚装修完新家,替他装地板的是一位华裔老板。这位老板没读过大学,中学毕业就给别人打工当学徒，但是他很爱钻研,又非常勤快,很快就成为装地板的行家里手。几年后自己出来单干，开始接一些小活儿。他要价不高,活儿又做得不错,很快活就多得做不过来了，于是他雇了一些工人，业务便发展起来了。他通过高薪(和IT从业人员差不多)招技术熟练的地板工，所以一直质量很好。慢慢地，开始接到大公司的合同，事业发展很快。即倬在现在美国房地产不景气,很多装修公司没有生意,他手上的合同仍然多得做不过来。第二个例子是我家园丁,一位墨西哥移民，一开始只是一个人给人除草收拾院子。由于他为人热情，乐于助人（比如经常用自己的卡车替主顾运送大件商品)，又守信用,他的雇主们就把他推荐给朋友用。很快他就忙得接不了新的主顾了，于是请胞弟过来帮忙，两个人除了替人除草收拾院子，便开始做一些简单的房屋修缮和庭院规划(Landscaping）工作。渐渐地,他就积累起一些财富,雇了一些帮手,开了一个庭院规划的小公司。在房价很高的硅谷，也买上了房子,实现了他的美国梦。相反，如果一个人不能脚踏实地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即便名气再大,才高八斗,在硅谷也很难混下去。大多数时候，硅谷公司需要的是有真才实干的人,而不太看重那些不能带来实际效益的名气。2000年,由于联网泡沫导致硅谷过度繁荣，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招不到人,那时找工作很大程度上仅凭一张嘴。很多频繁跳槽而不脚踏实地做事的人跳来跳去跳到一个主管的位置。2001年以后,用人不当的公司很多倒闭或被迫大量裁员,真正的高手，或者还待在原来的公司,或者被别的公司录用,或者转到了学术界。而一大群各个级别的混混都到了“人才市场”上待价而沽。这些人中很多原本是技术精英和管理人才,但是一旦养尊处优时间长了,名不副实了,便很难再在硅谷生存。偶尔会有一两个小公司到那里去找人做事,常常一下子围上一大堆人。如果问他们会做什么,大部分人的回答都差不多,“如果你给我一个团队,我一定能替你管好。”这里面虽然不乏真正的管理者,但是很多都是眼高手低。招人的公司显然不傻,它们需要的是干活的人,而不是给人养老。

相比世界其他地方，硅谷不仅机会多,而目相对来讲最均等的。尽管这里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对失败者很残酷,但还是不断有人愿意来。近年来（2014一2018），硅谷地区每年大约有5000人净流出到美国各州,但是却又从世界各国各地区净流人1.7万——1.8万人，而目大部分是年轻的专业人士。因此,只看到很多人在硅谷地区待不下去而搬到美国其他地区,就得出硅谷竞争力在下降的结论，显然是片面的，硅谷的机制依然在吸引全世界的英才前来这里。

5 硅含量降低

硅谷因半导体而得名,但是今天这里硅的含量并不高，因为这里半导体以外的产业远比半导体产业规模大得多。硅谷地区硅含量最高的年代是上个世纪60年代。继仙童之后,旧金山湾区的半导体公司可谓是遍地开花,除了在行业内鼎鼎大名的国家半导体、英特尔、AMD、Maxim等公司，还有无数不知名的中小半导体企业。半导体产业的繁荣导致了硅谷地区生活成本的剧增，当时仙童公司的诺伊斯出于竞争的考虑,将部分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生产线转移到了香港。事实上,香港是全世界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能够制造集成电路的地区。此后,硅谷地区一方面有新的半导体公司诞生,现有的公司有的还在扩大规模,但是同时半导体工业也在向外转移,它只是在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计算机系统和软件产业的发展让硅谷地区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从那时到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硅谷著名的大公司有：惠普、英特尔、太阳、SGI、IBM(Almaden实验室)、甲骨文、苹果、3Com、希捷(Seagate)、AMD、国家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思科和基因泰克,等等。虽然其中大部分都是所谓的硬件公司,硅的含量依然很高,但是单纯的半导体公司比例不到一半了。这表明硅谷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第一次产业转型和升级。

90年代以后,虽然硅谷的半导体业还在发展,新的半导体公司还在诞生，比如著名的英伟达公司就诞生于那个时代。但是,半导体在硅谷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了。在2001年新世纪开始的时候,硅谷最大的公司是思科、惠普、英特尔、基因泰克、eBay、雅虎、甲骨文、Google、IBM和苹果。其中Google、雅虎和eBay是互联网公司，IBM将存储设备部门卖给了日立公司后，和甲骨文一样都是软件和服务,而基因泰克干脆就不是IT科技公司,而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制药公司。这些公司的硅含量近乎为零。即倬是英特尔,也已经将其工厂迁到美国其他州及海外了，它甚至逐步将低端研发部门迁到费用低廉的亚利桑那和俄勒冈。虽然在新世纪里,半导体在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仍然在增加,但是硅谷却被人们称为是遗存工业(Legacy Industry）。今天，硅谷最知名的产业是互联网和通信，离半导体更远了，在不知不觉中又完成了一次产业的升级转型。

造成硅谷半导体业衰退的直接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反摩尔定律的效应。由于半导体的价格每18个月降一半，一家公司研制出一款新的芯片以后，它不能指望像制药公司那样随着销量的上升而利润不断增加,过不了多久，这款芯片的利润就薄得必须将其淘汰了。整个半导体工业天天都在为利润率发愁。从这个角度来 ,半导体工业很难在费用高昂的硅谷长期发展。我们前面提到,硅谷是一个拒绝平庸的地方,当一个行业的利润率无法维持硅谷高昂的费用时,它就必须搬出硅谷。相比之下,软件产业则不受反摩尔定律的影响，可以维持很高的利润率,因此得以在硅谷快速发展。

其次是“亚洲制造”效应,由于硅谷靠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起飞,在上个世纪70年代它便聚集了很多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的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大电机工程系的发展。这些人，包括从仙童离开的,也包括斯坦福和伯克利的教授和学生,开始了第二轮的半导体公司和计算机硬件公司的创业。其中的代表者包括设计和制造RISC处理器的MIPS公司、太阳公司和SGI公司,以及后来的思科、英伟达、美满电子(Marvell）和Atheros。和上一代半导体公司大多是由美国人所创办的不同，新一代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公司，很多都是由亚裔创办，或由亚裔担任高管。其中英伟达、美满电子和Atheros都是由华裔学者和企业家创办的。第二代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从一诞生开始，就没打算自己从事半导体和硬件制造,他们制作设计，然后拿到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后来是中国大陆)去生产。再到后来，很多低端的设计工作也放到亚洲去完成了，硅谷的硅含量自然就越来越低了。世界上很多城市会因为一个产业而兴起，比如德国的鲁尔兴起于采煤和炼钢、美国的匹兹堡和底特律分别靠钢铁业和汽车业发达,但是,随着这些工业的饱和和衰落，相应的城市也渐渐衰落了。硅谷兴起于半导体工业，因此很多以老眼光看待硅谷的人总是觉得当半导体工业不断从硅谷外移之后,它早晚有一天会步匹兹堡和底特律的后尘。可是,50多年过去了，产业的变革不仅没有让硅谷衰退，反而让它变得更加繁荣、更有竞争力了。讲述完硅谷的这些与众不同之处，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它不断繁荣的秘诀了。

6 真正的奥秘

如果说硅并不是硅谷真正的特征,那么什么才是呢？很多人觉得是创新,但创新是结果不是原因，因为没有哪个地区不想创新,但是要做到创新并不容易。我们在第3章讲到,硅谷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仙童公司,它既是叛逆的结果,也在鼓励着新的叛逆。事实上,叛逆是硅谷最明显的特征，它成为一种文化植根于硅谷的基因。硅谷通过对传统的不断颠覆,维持着它的活力。但是，硅谷的叛逆者们所做的是有节制的颠覆行为，他们更多地显示出建设而不是破坏的特点。

6.1 会建设的颠覆者

上个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诞生在加州，这不是偶然的。那里远离美国的政治和金融中心,不易受到传统思想的约束,具有叛逆思想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容易得到宽容。嬉皮士们在生活上非常懒惰,但是思想却特别活跃。他们反对那种传统的、浮华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描绘的纽约老家族的生活方式,而要追求简约朴素的生活。如果拿《乔布斯传》里的乔布斯和那些嬉皮士们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乔布斯内心就是一个嬉皮士。嬉皮士们不满于现状,又要表现自己,却常常不知道如何表现,于是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但通常只是破坏,而不是建设。不过,他们中的一些年轻人,通过艺术或技术的方式找到了影响世界的途径。前者的代表是60年代著名的甲壳虫乐队（Beatles，也称为披头士),其中的灵魂人物是列侬；后者的代表就是乔布斯。事实上，列侬对乔布斯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今天,在硅谷有这种打扮的人不多了,但在灵魂深处接受同样思想的人还有很多。看看在电视节目中的马斯克、不断捐款试图让大麻合法化的肖恩·派克(Sean Parker，Facebook第一任总裁,扎克伯格的创业导师),其本质与伯克利的嬉皮士没有差别。从某种程度上 ,正是这些人才让硅谷在科技上不断地颠覆现有的行业秩序。而这些人与上个世纪60年代失去人生目标的嬉皮士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不仅思想上活跃,而目都是行动派。早期的诺伊斯、摩尔和埃里森,后来的杨致远、马斯克等人都是行业的颠覆者。大家稍感陌生一点的派克更是如此,他通过提供免费的音乐下载,向所有唱片公司宣战,当然唱片公司没有放过他，通过打官司将他的Napster网站告倒了,但是唱片产业也被他摧毁了,现在变成了付费下载和在线收听。类似的还有优步的创始人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关于他我们会在后面关于汽车革命的一章里面介绍。如何看待这些叛逆者的成功与失败呢？区别就在于叛逆者是否善于建立一个新秩序。乔布斯、杨致远和马斯克等人都做到了,因此成功了。派克善于破坏却不善于建设,所以失败了

我的朋友、《硅谷百年史》的作者斯加鲁菲有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科技实际上只是乔布斯那样的有着嬉皮士思想的颠覆者用来改变世界的工具而已。这个说法有一些道理。事实上,硅谷的创新者常常不是唯技术论者,他们是拿来主义者，很多原创性的发明并不产生于硅谷，但是那些技术都在硅谷得以发扬光大,改变了世界。我们在后面会对比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后者是真正原创技术的发源地,但是常常只开花,不结果。而斯坦福从教授到学生则要实际得多，如果他们发现哪个技术能够变成商品,便会自己拿着技术去办公司,而不是像麻省理工学院那样,将技术授权给大公司倬用。在硅谷，只会破坏的叛逆者,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成王败寇、优胜劣汰中被淘汰的那些人，他们是没有前途的。相反,循规蹈矩的利己主义者也没有前途,因为一份稳定的收人不足以在硅谷过上很好的生活。和那些试图改变世界的叛逆者相对应的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希拉里·克林顿就是这类人的代表。根据这位前第一夫人口述的《希拉里传》里的描述,60年代,希拉里的父母开车送她到卫斯理上学,走错了路开到了哈佛广场,她的父母看到一群嬉皮士,给吓坏了，心想大学生们怎么都这个样子。好在开到卫斯理后,见不到一个嬉皮士,都是一些乖乖女，她父母这才放心了。最终,希拉里当然也就成为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希拉里其实既不代表左派，也不代表右派,她代表的是所谓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即既得利益者。在任何国度,我们都不用指望这些人有什么创新。

乔布斯死了，派克重新成为了浪子,但是，在硅谷，会建设的叛逆者仍在不断涌现，并目支撑着硅谷的精神。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斯坦福和伯克利的差别,那就是一一斯坦福是在产品上支持着硅谷的迭代，而伯克利是在精神上维持着硅谷不断创新。要理解硅谷,不能光看它的大公司、风险投资和孵化器,那些是结果和手段,更要看它能够通过叛逆实现新秩序的文化。

6.2 对叛逆和失败的宽容

在任何国家,产生叛逆者不是难事,能够宽容他们,并目引导他们成为建设者,才是关键。在硅谷地区,对叛逆者的宽容是全方位的,从民间到企业,再到公权力。

曾经诞生了IBM的上纽约（Up New York）地区(即对纽约北部的俗称)、诞生了AT&T的新泽西,今天依然是美国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地区,并且在不断地推出伟大的发明,比如从地沟油里提炼航空燃油的技术（2008年)、肿瘤细胞蛋白质染色技术(2009年)、新一代500GB容量的DVD光盘、量子计算机(2012),等等。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那里的产业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一方面IBM和AT&T这些大公司渐渐老化衰落，而新的公司却又诞生不了，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该地区缺乏硅谷的叛逆精神以及对叛逆的宽容。类似地，我们在前面到的西雅图地区的风险投资回报率很低，也是这个原因。

在美国,各个科技公司的员工都需要与公司签署竞业禁止协议,以免员工拿了公司的成果为个人牟利,或跳槽到其他公司为他人所用。这类规定在纽约、新泽西和西雅图地区都执行得非常好，比如在IBM或AT&T公司,员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做的任何事情，甚至想到的任何主意都属于公司。为了说明这一点,来举个例子。我在AT&T公司实习时，老同事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如果你被AT&T雇用了,某一天你正在夏威夷度假（不是工作时间),躺在沙滩上想到一个制造炸鸡炉子的主意。对不起,这个点子属于AT&T。”针对这种情况，一个普通员工通常会怎样应对呢？首先,与他工作无关,尤其是和他升迁无关的事情他就懒得多去想,更不要说动手去做了。这么一来，久而久之,员工的创造性就被压抑了。在这种环境下,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刚进入公司时还意气奋发,慢慢便变成了朝九晚五按时点卯的老油条。尽管有些人出于对业务的兴趣会持续努力，可能会离开公司另谋高就，或者自己创业。但是,这在那些地区也做不成,因为有竞业禁止协议的限制。我们在前面讲到,西雅图地区的风险投资回报很低,与这关系很大。在竞业禁止这一点上,西雅图和美国传统的工业区没有差别。2005年微软状告李开复跳槽Google一案,就是这种竞业禁止的典型案例。

在世界上很多地区,一旦出现一个大公司,它常常会成为当地的大雇主和纳税大户。但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保护，大公司往往也会阻止当地再出现类似的竞争对手。过去,竞业禁止协议确实可以保护当地的商业,但是在需要创新的时候,它常常就成为了创新的障碍。

那么,硅谷地区对竞业禁止是什么态度呢？在加州,法律上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它很难变成员工跳槽和创业的障碍,因为在加州还有另一项规定,那就是当一个人必须倬用某一项技能才能生存时,就必须允许他使用。比如，约翰是图像处理专家,他被Google雇用时签署了不做竞业的协议，而目约翰在Google一直从事图像处理方面的工作。后来雅虎公司出高薪挖约翰做同样的事情，约翰本人也愿意跳槽过去。虽然根据当初他与Google签署的竞业禁止协议,他不应该去Google的竞争对手那里从事相同或相似的工作,但是只要他能够证明除了做图像处理,他不会做其他的专业工作,那么即便官司打到法庭上,法庭也会判决允许约翰继续利用图像处理的特长养家糊口。当然，正因为知道结果肯定会是这样的，Google自然也就不会与约翰对簿公堂。

说到这里,读者朋友可能会问,那这样一来各个公司和员工签署的竞业禁止协议岂不成了一纸空文？这只说对了一半。首先，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份协议的限制作用的确很小，不过员工们在跳槽或创业时还是需要遵守几个注意事项，以免惹上官司。

首先,在面试以及去新的雇主那里工作时,跳槽者不能明确述自己过去所做工作的细节，除非原雇主公开披露了这些细节(比如发表论文或变成了开源软件),当然他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倬用先前掌握的任何技巧。正因如此,懂行的面试官在面试时从来不会向应聘者打探上一份工作的技术细节,以免惹麻烦。

其次,跳槽者在新雇主那里不得继续使用原公司的程序、数据、设计图纸等知识产权。在国内我见过一些员工离职时悄悄拷贝走自己写的程序和文档。2018一2019年,苹果起诉了两名跳槽到竞争对手的工程师,原因就是这两个人带走了苹果的程序和电路设计资料。当然,如果一个员工到了新公司是把过去使用的方法重新实现了一遍（比如重新写程序或重新设计半导体芯片),那就没有人管得着了。2004年Google聘用了南加州大学ISI实验室的研究员弗朗兹·奥科(Franz Och),让他负责机器翻译项目。奥科把自己在南加州大学写的程序用Google的风格重新写了一遍，这些重新写的代码就成为了Google合法的知识产权。

在硅谷，只要注意这两点,竞业禁止就对个人没有约束。加州的公权力甚至鼓励员工跳槽和公司挖角。2010年，美国司法部和加州起诉苹果、英特尔、Google和Adobe四家公司,理由是它们可能有君子协定，因为它们相互不挖角，彼此之间员工相跳槽的情况很少。当然这些公司也不会有文字规定或谈论这些事情的邮件,这只能是私下里口头的君子协定。司法部和加州政府实际上是根据大数据统计作出的判断,这四家公司一开始当然不会承认。于是双方在北加州对簿公堂(硅谷所在地属于北加州)。易然政府一方并没有铁证在手，但是在鼓励竞争的硅谷地区,官司却对四家公司不利。于是四家公司寻求和解,最后以赔偿3.24亿美元为代价达成协议。但是,北加州法庭的法官觉得处罚得还不够狠,改判为罚款4.15亿美元。这些钱除了25%付给了双方的律师,剩下来的作为补偿分给了四家公司的员工,因为法官认为不挖角破坏了竞争,而受到损失的一方是员工。由此可见,要维持一个地区的发展,当地政府不仅可以扶持一些公司,也可以限制大公司。这种逆向思维是硅谷之外的地区很少有的。

6.3 多元文化

只要在硅谷地区生活一段时间，就能体会到这里的多元文化。1996年,我初到美国时,第一站是旧金山湾区,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周,感觉仿佛还在亚洲,抬眼望去到处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亚裔,而目在当地能够让中国人继续享受到很多国内的生活习惯,比如有很多中餐馆和亚洲食品店。当我继续往前旅行，来到美国东部时,才真正体会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国度,必须开始过美国人的生活了。不仅是中国人，在硅谷地区生活的很多移民或多或少都会有类似的感受。

硅谷地区的这种特性首先是由人口结构决定的。历史上，这里曾经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主要居民来自墨西哥,后来在淘金热中涌人了从东部来的大量的美国白人,随后在修建西部和泛太平洋铁路期间，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移民到此。硅谷诞生之后,大量来自亚洲和欧洲的移民成为新移民的主体。在过去的70年里,硅谷地区最大的城市圣荷西市的人口从10万增长了10倍,超过了100万。这主要是新移民涌人的结果。今天，易然亚裔仅占美国人口的4%左右，但却占到了硅谷地区的25%。而在苹果总部所在的库帕蒂诺市，亚裔更是占到总人口的2/3左右。

世界各地移民的到来,首先给硅谷地区带来了多元的文化。而多元文化不仅让硅谷公司可以吸取各种文化的精华,设计出技术精品,而目让硅谷公司的产品能够成为全球化的产品。事实上，在硅谷哪怕是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公司,它所设计的产品也是针对全球市场的,而不仅仅是为了美国市场。社交媒体公司WhatsApp,它的产品相当于国

际版的微信。当这家公司还只有十来个工程师的时候，就支持了20多种语言，一半多用户来自海外。在Facebook以近200亿美元的高价收购它之前,腾讯也和WhatsApp谈了收购的可能性,因为腾讯在海外完全无法和这家小公司竞争。在腾讯看来,其产品还有很多颇为基础的功能都没有做,却优先发展全球市场,未免与腾讯的文化格格不人。在腾讯内部，公司最高领导常常亲自试用微信产品,一旦发现什么细小的问题,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项目组,即倬是在凌晨也不例外。而中国大部分公司的中层干部和员工,对领导意图的反应速度就不必多说了,因此那些来自上层的工作指令总是排在最高的优先级。当时微信有几百名工程师,但产品国际化的工作相比之下则很难得到开发人员的重视。时间一长，这个很有前途的即时通讯产品就被过度优化成只适合中国人倬用的特定产品了。比如微信直到2015年之前的各版本,删除单独一条聊天记录的功能并不显眼,一般用户找不到，这或许跟国内用户很少倬用这个功能有关,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个功能却很重要。WhatsApp的这一删除功能，其实是照着Google Gmail的倬用习惯设计的,因为全世界的用户都被Google训练成像那样去倬用删除键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Gmail在中国没多少人使用,主要由中国人构成的微信团队完全不知道中国以外的联网用户的这一习惯。如果微信当年是一个国际化团队,也就不需要等到2015年才做出符合全球用户习惯的删除键。今天,易然微信在这个功能上与国际接轨了，但产品总体来讲依然是照顾中国用户的习惯。

在硅谷的很多公司，明确规定产品和服务要在世界各国同步推出,而不是仅仅照顾美国。在Google,任何产品和服务在推出英语版本的6个月内，必须开发出支持主要亚洲语言和欧洲语言的国际版。当然，有人可能会问,6个月做不出来怎么办？答案很简单：推迟英语版的面世时间，抓紧时间先开发国际版。相比之下,很少有中国企业这样做事情。

在英语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单词缩写，一个是i18n,另一个是l10n,它们分别代表internationalization和localization，这两个词写起来太长，因此产品经理们偷懒,取internationalization的第一个字母i和最后一个字母n，中间用18表示在i和n之间还有18个字母,用i18n代表国际化。类似地，创造出l10n代表本地化。国际化和本地化的差别很大,中国很多企业往往会混淆这两个概念。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有着不同的习惯,适合一个地区的产品未必适合其他地区,因此,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做全球化的市场就是用不同的产品(设计或方法）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这其实是本地化，不是国际化。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在开拓全球市场时,做法完全不同。

以本地化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在开发产品时是有明确的地区定位的。中国的大部分公司会先想到中国市场,然后是东南亚等新兴而未饱和的市场，最后才是竞争激烈的欧美市场。这种做法看似稳妥,但是从一个市场进入另一个市场时要进行产品的本地化，每进入一个新市场,就几乎要重新来一遍。更糟糕的是,针对一个市场的改进通常不能直接推广到其他市场，因为在开发本地化产品时,所有的设计相对都是独立的。具体到与IT有关的产品和服务,不同国家和地区使用的软件代码库常常是不同的。这种做法,一开始看似省时间,但是进入海外市场非常困难。

全球化的做法则不同,为了赢得市场,一款产品要充分考虑到全球用户各种可能的需求,并尽可能一次性满足。根据我们在Google的经验,这么做一开始的工作量可能要增加两三倍,但是从一个市场进人另一个市场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低。

做一个让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都喜欢的产品并不容易，产品的多元文化属性这时就会变得特别突出。我在《文明之光》中讲述了为什么全世界都喜欢青花瓷，因为它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产物。类似地，今天的iPhone也是如此。虽然每一个iPhone背后都写着加州设计,但是它实际上也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它的设计者(最后拍板的)乔布斯在产品设计的理念上吸收了东方文化，尤其是禅宗文化的精髓。据乔布斯的朋友、著名建筑师林璎在回忆中讲,乔布斯很好地将日本文化中那种“少即是多”的思想贯穿到了iPhone(和很多苹果产品)的设计中。乔布斯还结识了著名建筑师贝聿明和日本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等人，从他们的作品中吸收到各种文化的精髓。我们可以看到,在iPhone中，没有复杂而花里胡哨的按键和复杂的功能，这样，不需要看使用手册，任何人都能很快学会倬用iPhone。具体到iPhone的工业设计，其主要人员来自德国，因此它也吸收了德国工业设计的精华。今天华为的高端手机在全世界也很受欢迎,从本质上也是多元文化的产物,这些手机是日本、芬兰、德国、俄罗斯和中国多国开发团队共同开发的成果,这还不包括里面倬用的处理器技术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

硅谷地区易然从主权上是美国的领土,不过把它看成是全世界在太平洋东岸的一个缩影,或许会更加准确一些。从当年淘金、修铁路到今天建设硅谷,大量外来的优秀移民,其实是在不断地给这个地区输送新鲜血液。相比当地的居民,移民常常更富于冒险精神,否则他们也不会远渡重洋来到这里。因此,红杉资本才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要求投资对象,即初创公司的创始团队中，至少有一个人是第一代移民，以此保证这个公司具有足够的冒险精神和竞争力。

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硅谷其实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仅人员在不断流动，而且产业也在不断变化，那么它有没有不变的地方呢？有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的内容了。

7 亘古而常青

冯骥才的小说《神鞭》(刊于《小说家》1984年第3期),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了。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清朝末年的故事。主人公傻二从小练就了神奇的辫子功夫，在冷兵器时代他罕有敌手。后来他参加了义和团,在与拿着洋枪洋炮的八国联军和假洋鬼子的对抗中一败涂地。劫后余生的傻二剪掉了辫子,练就了百步穿杨的神枪法,并用他的枪惩戒了汉奸。他对别人：“辫子没有了，神留下。”硅谷也是一样,或者说半导体并不是硅谷真正的本质。硅谷的灵魂是创新。硅没有了,创新的灵魂留下了,它保证了硅谷的繁荣和发展。

我很喜欢德国诗人席勒讲过的一句话：亘古而常青的昨天永远是过去，也永远会再来。用这句话来描述硅谷,再合适不过了。当仙童和英特尔的神话已成为过眼云烟时，在硅谷开创半导体公司的热浪仍然随着惯性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硅谷并没有试图再创造新的仙童或英特尔那样的半导体公司,而是往前去开发新的金矿—一软件业了。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当独立的软件业在计算机产业中脱颖而出时，以甲骨文为代表的硅谷软件公司没有错过那次机会,它们采用了新的商业模式,不仅在与IBM等东部软件公司的竞争中站住了脚，而且实现了超越。和软件产业同时崛起的还有基于基因技术的生物产业。创办一家生物公司常常要比创办一般的IT公司更难，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U.S.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的限制，使得一项生物科技的发明很难在短时间即几年内变成产品和利润。所以，创办生物公司投入大，周期长。但是，在冒险家乐园的硅谷，仍然有很多人坚韧不拔地在生物科技领域艰苦创业，其中不乏成功者。最典型的就是基因泰克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76年，早期依托于旧金山加大医学院，利用基因技术制造出药用胰岛素，拯救了上千万糖尿病患者的性命。此后，它专门研究和生产Avastin、Rituxan等抗癌药品。今天，基因泰克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药品公司，有一万多名员工，包括无数杰出的科学家，在被瑞士罗氏公司收购之前，基因泰克的市值高达800亿美元，并多次当选全美最佳雇主。

基因泰克的成功经验很值得大书特书,易然我没有把它单独成章,但是这家明星企业值得在这里谈一谈,以便大家了解硅谷的灵魂所在。在介绍基因泰克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美国医药市场的简单情况,以便更好地理解基因泰克公司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在美国,除了像西洋参和卵磷脂那样的保健品外,药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处方药,比如抗生素；另一类是非处方药,比如治感冒的泰诺。前者利润当然远远高于后者,而其中又以有专利的新药最挣钱。比如基因泰克一共只有十种药品在市场上销售，其中销售额最低的每年也有几亿美元，最高的Avastin年销售额近30亿美元。美国专利法对新药有20年的专利保护期,但是这20年并非是从新药上市后开始算起，而是从它完成研制、申请了主要专利的时间开始算起。在研制完成到上市，中间要进行各种动物实验的临床试验,一般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留给研制新药的厂家最赚钱的时间通常不到十年。任何一种特效药,不论过去多么挣钱,一旦过了专利期,其他厂家有能力仿制时,它的利润就一落千丈了。而新药的研制投人又非常巨大,据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院长米诺博士介绍,今天一款新药的科研投入大约是20亿美元,但是其生产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甚至盗版的成本都很低)，在这一点上制药业很像软件业(实际上,世界上药品的盗版甚至比软件盗版更严重）。因此,虽然药品市场没有反摩尔定律限制药品利润,但是专利法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它既在专利有效期内保护发明,又防止个人和公司长期垄断发明,迫使医药公司只有发明了新药才能挣得到钱。如果一家公司旧的支柱药品专利到期了,而新的专利药品还没有跟上来,这家公司的业绩就会一落千丈。2008年,默克公司(Merck,在美国和加拿大之外的地区，又称MSD,即默沙东)就因为旧的处方药专利到期,新药的研发没有跟上,股价急剧下跌。可以说，制药公司的竞争实质上是创新和科研效率的竞争。

照理 ,制药业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行业,应该有很多新的公司冒出来才对。但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人为造成了这个行业极高的门槛。根据FDA的规定，所有处方药和用于临床的医疗仪器，甚至是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都必须得到FDA的许可,更不用说在市场上销售了。而这些许可证是极难拿到的,要进行无数对比试验，并目要尽可能了解和降低所有可能的副作用。FDA的初衷很好,毕竟人命关天不能不仔细(历史上,磺胺类消炎药刚进人美国时,因为把关不严,造成了大量患者死亡),但是这也使得小公司几乎无法进人处方新药的市场，它们通常会在适当的时候将公司卖给大药厂。另一方面，传统的大型制药公司,诸如辉瑞(Pfizer)和默克（Merck）,自身研发新药的能力常常变得很弱,它们的研究部门很像30多年前的贝尔实验室，一个科学家进去一干就是一辈子。但是,由于这些公司有着高额的垄断利润,并目受到FDA变相的保护,它们在制药业的统治地位是很难被撼动的。

而以创新著称的硅谷却敢于挑战传统。基因泰克公司的崛起,打破了传统制药业平静的水面，创造了一个神话。相比有170余年历史的辉瑞制药（成立于1849年,它的伟哥闻名于世)和一百多年历史的默克，只有30多年历史的基因泰克只能算是小孙子,但是却一直能以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发展,而辉瑞制药等公司的业绩基本上停滞不前，营业额时高时低。

基因泰克成功的关键在于创新和专注。和生产上百种药品和保健品的辉瑞公司不同,基因泰克专注于研制和生产少数抗癌特效药，并保证每一种药品的年销售额均在亿元以上。为了防止专利到期致倬利润锐减，基因泰克将销售额的20%(2008年是23亿美元，此后它被罗氏制药收购，不再向美国证监会报告财务情况)投人到新药研制上。因此，它的研发产品线上总是保持着足够数量的新药。在2009年它被罗氏收购之前,它有14种药和治疗方法已经进人了上市前的最后阶段,有15种药和治疗方法进人了研制的第二阶段,13种处于初期阶段。可能有人会觉得十几种药品数量也不算多,要知道人类至今一共才发明了5000种被批准倬用的药品。基因泰克这样的布局,让它的产品线上会源源不断地推出新药,替代专利到期的旧药,成为新的增长点。

创新必须依靠技术实力。和Google一样,基因泰克也是世界上单位办公面积博士密度最高的公司之一。在被罗氏收购之前,它的7名董事中有5名博士，9名执行官中也有6名博士。基因泰克的科学家在同行中是佼佼者，在公司内部地位也很高。在我读过的上百个大公司年度报告中,基因泰克是唯一介绍其所有资深科学家(Staff Scientists）的公司。

当然,技术只是保证公司成功的诸多必要条件之一，但远不充分。像辉瑞这样传统的制药公司,易然赚钱很多(它一度在全世界10个最挣钱的药品中占了4席),每年用于新药的研发经费更高(2008年,辉瑞的研发投人达80亿美元，是基因泰克的近4倍)，但是由于体制的问题，它自身的研发效率却是主要医药公司中最低的,只能靠购买小公司获得新药,这样就导致新药的成本上升,开发周期加长。辉瑞等公司的问题在于,易然它们有优秀的科学家，但是因为缺乏股权激励，整个企业人浮于事。而身处硅谷的基因泰克则不同，它完全按照IT公司的模式经营,一方面通过股权激励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硅谷地区生活压力，倒逼公司创造出更高的业绩。

基因泰克只是硅谷生物科技成就的一个亮点。今天的硅谷是世界上新兴生物公司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拥有两所美国排名前十的医学院一—旧金山加大医学院和斯坦福医学院，以及全世界最好的化学系—一伯克利加大化学系。再加上充足的风投资金,都为创办生物和医药公司创造了条件。当然，硅谷人的创业热情和全新的分配制度才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否则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周围应该有很多生物公司才对。

当计算机软件和生物制药的浪潮方兴未艾之时，互联网又在硅谷兴起了。我们已经介绍了和联网有关的思科和雅虎,后面还会介绍Google和eBay,有关互联网的发展这里就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以Google和雅虎代表的互联网公司,颠覆了以微软为代表的软件公司向每一个终端用户(EndUser）收钱的商业模式。而通过在线广告的收入保证终端用户可以免费享受以前的付费服务。在整个联网行业里,除了亚马逊,美国主要的互联网公司都在硅谷，包括当今世界上营业额和利润最高的互联网公司Google。在硅谷,不论是投资者还是创业者，都已经习惯了这种快速的产业变迁，人们不断在寻找着下一个苹果、思科、Google或Facebook,而不是固守现有产业。硅谷的成功,其实是信息时代对工业时代的颠覆,这种颠覆是全方位的,从企业制度、资金来源、利润分配,到人与人的关系,当然,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围绕创新这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展开的,这也正是保障硅谷的创造力长盛不衰的原因。

结束语

今天，旧金山附近恐怕已经找不到一块金矿石了,“旧金山”这个名字只能代表它过去的历史。不仅如此,硅谷的含硅量也在不断下降,也许有一天,硅谷也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名称,那时大家会想起半导体工业曾经在这里很繁荣。但是它绝不会像底特律和匹兹堡那样从此衰落下去,而仍然会是世界科技之都,因为硅没有了，而创新留下来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硅谷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硅谷的经济主要是靠科技进步而非泡沫驱动的。今后，硅谷的竞争仍然会很激烈,不断会有旧的公司消亡，旧的产业衰退，又不断会有新的公司创立和成长,新的产业诞生和繁荣。硅谷过去是、今天是、明天还会是年轻人梦开始的地方。